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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710-1713年

    和平谈判像一场持续三年的冗长拍卖会，每个国家都在叫卖自己的鲜血，讨价还价别人的牺牲。地点选在乌得勒支——讽刺的是，这座城市七十年前曾是荷兰共和国诞生的摇篮，现在却要见证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谢幕。

    1710年春天，扬二世作为“商业顾问团”成员第一次踏入谈判会场时，感觉自己像走进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某种怪诞变体。只是这里交易的不是鲱鱼或香料，而是省份、港口、贸易权和几十万条人命。

    “看那个穿紫袍的，”一个法国外交官用带着嘲弄的礼貌对他低语，“萨伏依的代表。他们的人口比阿姆斯特丹还少，却想要整个西西里岛。这就是现代外交：野心与实力脱节。”

    扬二世在笔记本上记录观察。他四十七岁，完全继承了父亲小威廉的计算能力，但也继承了祖父老威廉那种对本质问题的执着。他发现和谈中最常被提及的词不是“正义”或“自由”，而是“补偿”和“平衡”。

    “荷兰要求法国赔偿战争损失，”英国代表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，“总计……多少来着？”

    荷兰首席代表清了清嗓子：“初步估算两千万荷兰盾。”

    法国代表冷笑：“两千万？你们杀死的法国士兵难道是用金子做的？”

    “不，”荷兰代表平静回答，“但我们被毁的农田、被烧的村庄、被劫的商船，都是可以计算的。这是账本，先生们，不是诗歌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荷兰的方式：把一切都变成数字。荣耀、牺牲、痛苦——全部可以量化、计价、交易。

    扬二世的任务是评估各种贸易条款对荷兰航运的影响。每天，他面对成堆的关税表、航运数据、殖民地报告，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：和平协议应该让荷兰恢复战前地位，还是承认它已经不再是主要玩家？

    答案令人沮丧。英国正在崛起，法国依然强大，荷兰……在维持。就像一艘曾经领先的船，现在勉强跟上舰队，但燃料（资金）快用完了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在莱顿，玛丽亚的荷兰农业研究所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，也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危机。

    突破是：她们培育的抗病小麦品种在泽兰省的盐碱地试种成功，产量达到正常土地的八成。消息传开，法国、英国甚至西班牙的农业协会都来信询问。

    危机是：莱顿大学董事会认为研究所“过于独立”，要求将其并入大学的农业系，由教授们管理——这意味着玛丽亚可能失去控制权。

    “这是科学政治，”她愤怒地对女儿卡特琳娜说，“那些教授一辈子没种过一株土豆，却想管理我的研究所。就因为他们有博士学位，而我只是‘实践者’。”

    二十三岁的卡特琳娜刚完成哲学硕士论文，题目是《启蒙思想与荷兰现实：论理性的局限》。她冷静分析：“母亲，您有两个选择：妥协，保留部分影响力；或者独立，但失去大学的名义保护和部分资金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第三个选择，”玛丽亚说，“公开斗争。让农民、报纸、公众知道谁真正在帮助他们。”

    “风险很大。大学会反击，说您不守学术规矩，甚至……泄露您接受法国奖项的事。”

    玛丽亚沉默了。那五千利弗尔确实救了研究所，但也成了潜在把柄。

    最终她选择了微妙的反抗：同意研究所并入大学农业系，但坚持保留独立的实验田和管理团队。作为交换，她接受了“荣誉教授”头衔——一个空名，但给了她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权利。

    “我会从内部改变系统，”她对卡特琳娜说，“像你曾祖父那样：在规则内找到空间。”

    第一次教授会议上，她提出了一个简单问题：“各位的理论研究，有多少最终帮助了荷兰农民？”

    会议室安静了。一位老教授咳嗽一声：“科学的价值不能仅用实用衡量……”

    “但荷兰的困境需要实用方案，”玛丽亚打断，“我们有债务，有饥饿的威胁，有土地需要恢复。如果科学不解决这些问题，谁来？”

    那天之后，一些年轻的研究员开始悄悄找她合作。变革从边缘开始，缓慢但确定。

    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，年轻的威廉目睹了债务如何从数字变成现实。

    1711年，荷兰政府第一次公开讨论“债务重组”——委婉说法是延期支付利息。消息泄露的当天，国债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四十五。

    “恐慌？”威廉问他的导师，那位老银行家。

    “不，是清醒，”银行家纠正，“市场终于承认了现实：荷兰可能违约。就像病人终于承认自己病重，这是治疗的第一步，虽然痛苦。”

    威廉的祖父小威廉如果还在世，会怎么计算这个风险？他翻看家族保存的账本副本，找到一段1709年的记录：“荷兰像一艘超载的老船……吃水线很危险了。”

    现在，吃水线已经没过船舷，水正在渗入。

    但荷兰人的反应很典型：不是绝望，而是更疯狂的计算。商人们开始交易“违约保险”——赌荷兰政府会不会按时支付利息。这种衍生合约很快变得比国债本身更活跃。

    “我们在赌自己的国家破产，”威廉在一次家族晚餐上说，“这道德吗？”

    餐桌上的回答分裂了。玛丽亚的丈夫约翰上校（刚从佛兰德斯轮换回来）说：“比让士兵送死更不道德吗？至少这是自愿的赌博。”

    卡特琳娜从哲学角度分析：“当国家把公民关系简化为债权债务关系时，公民自然会把国家当作投资对象来评估风险。这是逻辑结果。”

    扬二世则更务实：“道德不道德，市场已经存在。问题是：我们参与吗？”

    他们最终决定：家族信托基金购买少量违约保险——不是投机，是对冲。如果荷兰违约，他们能获得赔偿，用于保护家族资产。

    “这是保险，不是赌博，”扬二世对儿子威廉说，“就像为房子买火灾保险，你不希望房子烧掉，但万一烧了，你需要钱重建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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